即使陈豪人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，但他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依然是无法取代的。但事实是，陈豪人其实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，而不是邓小平。尽管很多材料都写明邓小平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，但本文的笔者通过一些珍贵的资料发现，百色起义爆发时，邓小平根本不在广西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是这场战争的真正领导人。
我们先看一下中央党史馆的资料：
①.粤省给党中央的信，1929年12月《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》（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）
“平礼兄转前委
对于前委名单，省委完全批准，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（注：上海），前委书记昭礼担任……”（平为邓小平，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。）
②.前委书记陈导民（即陈豪人）在1930年1月向中共中央汇报的《七军前委报告》中，多次写及百色起义期间领导班子的情况：
“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，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。在大会中，我及云逸同志，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”。
“政治组织，军政治部主任一人，由我负责，下设秘书一人，总务、宣传、组织三科……”。
“军中前委之组织，现由导民、张云逸、何世昌、□□□手工人、李谦、韦拔群□人组织之。导民任书记。各队委书记，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。”（文中的□为原文字迹不清）。
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：
“中央：
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。切切。平兄前得中央电召（中央电告小平不要走），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，彼（他）硬要去（走），在龙变前一天已行（走）。故中央走（再来）电阻（止）之回去（去上海）已不及。工作由前委负责，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。
前委书记陈导民”
（平兄即邓小平，陈导民即陈豪人，括号内容为注释，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）。
“龙变”，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“蒙志仁叛变”，而不是指百色起义，更不是龙州起义。也就是说，邓小平在11月初就离开了广西百色，这和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《我的自述》中记录的时间也吻合：
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……”。
这并非毛毛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一书中写的邓小平离开百色的时间：“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，也就是12月初，由百色动身……”。毛毛故意将邓小平离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，目的就是想证明邓小平参加了百色起义，是百色起义的领袖。
根据上述史料证明，百色起义前，1929年11月初，邓小平就离开了百色，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，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，此期间，陈豪人已为前委书记，年仅22岁。
而邓毛毛却在“我的父亲邓小平”一书中，多处编造了当年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的情况。她在书中编造了，百色起义前，邓小平就被委任为红七军政委：
“……创建红军，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，委任张云逸为军长，邓小平为政委……”。又编道：“公元1929年12月11日，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，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。按照党中央的任命，张云逸为军长，邓斌（小平）为政委。”
根据1930年3月2日“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”，任命红七军前委书记为邓小平，首次提出：“军应设军政治委员”，这时，邓小平才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委员。而不是1929年12月，在1930年3月2日之前，红七军没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。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期间，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。这期间，邓小平在上海，红七军成立时，他不是红七军政治委员，更不是前委书记，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。
关于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龚楚在1955年香港出版的《我与红军》南风出版社，龚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：
“各项准备工作，负责人如下：1、政治工作，由陈豪人负责。2、军事工作，由张云逸、龚楚负责”。在《广西斗争得总结》（中央党史馆资料）一节中，龚楚这样说：“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，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；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，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。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，感情融洽，没有发生叛变，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，甚至没有逃兵”。
至于，红八军领导班子问题，毛毛也在编造，她在书中写道：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。军长：俞作豫。政治委员：邓斌（邓小平）。政治部主任：何世昌。”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，红八军成立时，军长是俞作豫，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。因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后，邓小平2月7日才从上海回到龙州，不可能在起义发生时任红八军政治委员，再说那时红八军军中也没设军政治委员职务。
二、起义前后关键时刻，邓小平两度离开起义部队，不在百色
在百色起义前一个月，在这关键时候，广西前敌委员会第一把手邓小平离开部队，是非常不应该的。当时的形势是：前委派去的龚饮冰刚从中央回到广西，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，批准了武装起义的前委领导班子，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（1929年10月30日任命），起义迫在眉睫，前委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；前委与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势力包围之中，面临敌我决战时刻，起义有可能失败；起义的队伍又为旧部队，成分复杂，需要动员、整顿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有大量的工作必须有领导做；前委既要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；又要武装农民，组织工会、农会，建立地方党部等工作，政工干部又极度缺乏；许多重大政策需要制定；战备物质及经费需要筹措等等工作千头万绪，广大指战员因工作关系，需要第一把手的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指挥，但是，就在这样起义的关键时刻，邓小平决定要“走”，在广大指战员的“苦留”下、相劝下也无用。在当年前委报告中也记载：“彼硬要去（走）”，起义前临阵脱逃，将重担留给了其它前委，实属不该。当中央知道情况后来电阻止他去上海时，他已离开了百色。（注：上海是当时去香港和海外最容易的地方）
邓小平在《我的自述》中说11月“来上海汇报工作”，实际上来上海的目的大家不言而喻。此时广西指战员却正在浴血奋战，奋勇杀敌。待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时，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，百色起义胜利了、龙州起义也胜利了，红七军、红八军成立了，左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。回想当年，在同样的情况下，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根据地赴苏联学习，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回绝了，始终战斗在第一线，直到革命胜利。
1930年11月，红七军奉中央指示，北上江西，进入中央苏区。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，红七军损失惨重，进入广东境内后，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。在广东的韶关、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，红七军被截为两段。此时邓小平、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已经渡过了河，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；军长张云逸率领另一部分红七军，正在苦寻渡河的时机。在这关键时候，身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于1931年3月又擅自离开队伍，去上海汇报（而在当年2月，前委已派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已去上海汇报了工作），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完全是借口逃跑，小平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红七军。谁也没见过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中央文件。在1972年8月3日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了错误，他写道：“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，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，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，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。”
可是，在20年后毛毛所写的书中，邓小平的这次错误离队，也被披上一层反王明错误路线的神圣的外衣：
“在崇义时，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，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，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。这一消息，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。因为，对于王明此人，他向无好感。他想到，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，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。现在，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，周围敌情并不严重，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，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他和李明瑞、许卓召开了前委会，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。”
三、陈豪人等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